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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
《史記》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一本歷史著作。
《史記》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
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
或稱「太史公書」
或稱「太史公記」
也省稱「太史公」。
「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
從三國時期開始
「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
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
共3000多年的歷史。
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
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的史識
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
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
同時
《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
作者與成書司馬遷著《史記》
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
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
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
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
最終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動機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
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
司馬氏世代為史官
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
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
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
《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
成一家之言。
」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
漢武帝元封元年
武帝進行封禪大典
司馬談身為太史令
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
引為終生之憾
憂憤而死。
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
封泰山
而余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
余死
汝必為太史
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
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
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
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
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
至於今五百歲
有能紹明世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
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
到魯哀公獲麟之年
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
司馬遷是紹繼《春秋》
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
撰寫史記。
然而
司馬遷繼承《春秋》
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
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
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紀
別嫌疑
明是非
定猶豫
善善惡惡
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
繼絕世
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
撥亂世
反之正
莫近於《春秋》。
」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
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
撰述《史記》。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
據《後漢書·百官志》載
「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
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
掌管星象天文
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
並無著述的責任。
然而
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
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
可惜卻「發憤而卒」
臨終前叮囑司馬遷
認為「自獲麟以來
史記放絕。
今漢興
海內一統
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
身為太史令
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
廢明聖盛德不載
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
隳先人之言
罪莫大焉。
」因此
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
決意撰述《史記》。
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
他說「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
」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
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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